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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仁”到“和”——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
时间:2011-03-17 18:17:40 来源:木香园 作者:

 

   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登上“全球通名家讲谈”讲台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请人们不要称他为国学大师。“给我这个桂冠不适合,我达不到这样的水平。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,他有几顶桂冠,其中一顶就叫‘国学大师’,季先生公开跟媒体讲这个桂冠对他不太合适。我的老师90多岁了,都不敢用,我今年才80岁,当然更不能用。” 

   慎用“国学”一词 

   张岂之曾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写过一篇文章,文中提到:“没有人号召,也没人推动,‘国学热’近些年悄然兴起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不研究历史文化,不研究国学,就谈不上文化的复兴。所以,一定程度上,这股热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体现。” 

   而在这次演讲中,张岂之则强调了他的最新观点——慎用“国学”这一概念。“1927年,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,由于学科的分类,直到现在中国没有再产生国学大师。这不是说后人不如前人,而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了,有的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专家、思想史专家,或者是中国哲学史专家、中国美术史专家等等,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在1927年以后已经不存在了。” 

   张岂之还进一步提议,今后媒体也应尽量少用“国学”一词,十七大上,胡锦涛主席的报告里没有用“国学”,而是使用了“中国文化”这个词。“胡锦涛主席讲‘中国文化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永不衰竭的动力,提法非常深刻。而‘国学’含义不太清楚,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,也会造成分歧。” 

   一位现场观众由此发问:“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究竟是什么呢?”张岂之用详尽缜密的回答,将国学的起源、发展梳理了一遍。“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,没有私人讲学,教育机构全部由政府开办,就叫做官学,也称之为国学,所以国学的含义之一就是政府办学。官学中没有专门的教师队伍,当时官吏就是老师,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,普通百姓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。官学垄断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,孔子是私人办学,只要交一定的学费,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讲,只要你带一点牛肉干,给一点粮食,我就可以教你。孔子对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,他的学生3000多人,大部分不是贵族,而是平民百姓。19世纪西学东渐,中国有些学者为了区别本土文化和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,才提出国学一词。到20世纪初,有些学者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遗产,称之为整理国故,因此清华大学1925年到1929年创办了国学研究院,吴宓在国学院开学典礼上给国学下定义——国学者,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。” 

   从“仁”到“和” 

   要在一个多小时内讲清楚中国文化,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张岂之从这个大命题中拎出了两条主线,儒家与道家。张岂之认为,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是中华文化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两部著作。 

   张岂之把1.2万多字的《论语》归结为两个字,“人学”。张岂之这样解释:“《论语》的中心就是一个:怎么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?一个人怎样才是有道德、有文化的君子?” 

   孔子曾为自己做如下总结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孔子对自己人生的描述,成为后世划分人生的标准。张岂之这样分析:“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学习,成为君子;到四十岁才不摇摆、不动摇;‘五十而知天命’,天命是事物发展轨道,即规律性,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展的;六十岁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,无论批评还是表扬都觉得对自己有好处。”说到这里,张岂之话锋一转,“古人六十已经是高龄了,相当于现在的八、九十岁,我今年八十岁了,耳朵仍然不顺,我喜欢听好的,不喜欢听不好的话。我达不到孔子的境界。” 

   儒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是“仁”,孔子曾用四个字对学生解释“仁”的含义:仁者爱人。具体做法就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而做到这一点还不够,真正的君子要“己欲利而利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你自己要站住脚必须使别人也站住脚,你自己要发达,也要让别人把事情做成功,这是君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。如果说“仁”是孔子对君子修养的一个基本要求,那么他的进一步要求就是“和而不同”,这也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价值观。张岂之这样解释:“不同的方面相互结合,叫做和;没有其他东西结合,单一的东西就叫做同。‘和而不同’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含义,这一概念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。” 

   道教和儒家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。老子的著作《老子五千言》,也称为《道德经》,里面阐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个字,“道”。张岂之很形象地解释说:“道,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,引申下来就是规则、规律。天地从无到有,天地中间这一块空间,老子为它取名为‘无’。‘无’没有形象,不确定大小,相当于量子力学中的‘不确定性’,万物便从这不确定中慢慢产生。”老子这样描述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张岂之认为老子从这样的推论中告诉人们,天道是自然而然的,人应该学习天道,让生活也变得自然而然。道家的思想在后世被尊奉为智慧的最高境界,并在不断地与儒家思想互相渗入,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。 

   警惕国学娱乐化 

  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逐年被人们重视,这方面的书籍和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,有观众现场向张岂之提问,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,怎样才能让国民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? 

   张岂之认为,今天光靠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。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化课,是培养青年人文化观念的一种手段,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,接触传统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体。媒体用各种电视节目、影视作品、网络信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。但让张岂之忧虑的是,如果传播的内容不加规范,国学也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快餐,“文化快餐虽然有其合理性,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,仅仅停留在了表层的视听享受上。长期吃这样的‘快餐’,观众就会营养不良。因此,媒体开设国学的栏目,既要有讲故事的能力,也要具备对史料的深刻理解,只有这样,对历史的阐释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。” 

   张岂之的忧虑不无理由,事实上,国学热固然是好事,但也暴露出问题。 

   此前曾有学者分析,这股热潮反映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文教育的缺失,这使得人们渴望弥补自己在文化经典方面的不足,当然,大家希望补充速度越快越好,这就直接导致了书市的一个现象:解读经典的书热销,经典书籍的销量却十分平淡。对国学的过度娱乐化解读,弊端更加明显。从“脱身白刃里,杀人红尘中”,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;因为“冷月葬花魂”,推论林黛玉是沉湖而死,诸如此类,严谨的考证成了书面的文字游戏,趣味化开始剑走偏锋,以致走火入魔,这种倾向值得警惕。 

   张岂之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人们,“多做点踏实的工作,少点浮躁与喧嚣,国学复兴的步伐,可能会走得更好”。

编者注:张岂之,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。江苏南通人,生于1927年11月。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,1989年10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。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。张岂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。50-60年代,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《中国思想通史》1-2卷,后来又同侯外庐、邱汉生共同主编了《宋明理学史》,成为史学界著名的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。80年代中期以来,他主编的著作有:《中国思想史》、《中国思想学说史》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思想史卷》、《中国儒学思想史》、《中国传统文化》、《中国思想文化史》、《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》、《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》,以及《陕西通史·思想史卷》、《中国历史》(六卷本)。自著有《顾炎武》、《儒学、理学、实学、新学》、《春鸟集》、《中华人文精神》。并主编《华夏文化》杂志。1997年张岂之教授主编的《中国思想史》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;1999年9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《宋明理学史》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。1999年12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《宋明理学史》。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。

责任编辑:穆瑶 杨春芳